一枚玉质印章，一部苏区金融史。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内，这枚晶莹剔透的印章，散发着历史的光辉。它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印章。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保存的玉印复制件。记者伍煜 摄
这枚玉印已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借给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保存着这枚玉印的复制件。
玉印通高6.3厘米，长、宽均为2.4厘米，印钮雕有一尊腾云驾雾的佛者，佛像慈眉善目，栩栩如生。印面为四方形，阳刻隶书“国家银行”。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新生的红色政权决定采取一手拿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的方针，积极发展独立自主的财政金融体系。
1931年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由毛泽民任行长。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1932年2月，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正式成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的银行管理机构，开办时资本金原定为100万元，实际上只有从中央财政部金库接收过来的20万大洋。办公地是只有两厅三房约200平方米的两层民居，金库是10平方米的柴房。当时包括毛泽民在内，只有5名工作人员，堪称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
国家银行成立后，发行纸币、发行公债、发布公告都离不开印章。为行使国家银行职权，毛泽民最初就决定刻一枚国家银行行政印章。可由于当时条件太艰苦，刻章的合适材料一时间难以找到。后来还是时任中央财政部部长的邓子恢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在邓子恢的帮助下，工作人员从财政部的物资仓库里找到一件方形玉器，请当地的印章雕刻师傅根据玉器外形，把它磨平了，雕刻了高6.3厘米、体宽2.4厘米的'国家银行’印章。”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研究员刘洪说。
伴随着国家银行印章的诞生，中央苏区开始着手加强金融管理制度建设。1932年5月，毛泽民根据苏区实际情况，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对国家银行国库资本、业务、组织、决算及纯利分配等作出规定，并在最后落款处第一次盖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印章。从此，这枚小小的印章就作为国家银行的职权工具，在中央苏区各县建立银行分支机构、统一货币、统一财政收支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银行”这四个字，也出现在1932年临时中央政府发行的公债债券上。中央苏区在1932年至1933年，先后发行三次公债共480万元，为反破坏、反封锁、反“围剿”充裕了经费，解了燃眉之急。
在缺少资金、缺少经验，物资技术匮乏，并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的恶劣条件下，国家银行在毛泽民的领导下，白手起家，开拓性开展金融工作，在中央苏区各省县建立了银行分支机构，做到了统一货币、统一财政收支，逐步建立起一整套业务制度和金融体系，极大地促进了中央苏区经济发展，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改善了群众生活。
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1933年4月，国家银行总行由瑞金叶坪迁到了沙洲坝，次年7月又迁往云石山，规模逐步发展到有7个科室和1个总金库，有工作人员70至80人。
1934年10月，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决定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出发前，在组织统一安排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工作人员被编入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准备告别工作多年的瑞金。工作人员怀着沉重的心情，于匆忙中整理好国家银行的100多担金银珠宝和贵重物资，在担筐上贴上封条并加盖了国家银行印章。
苍茫夜色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机关离开云石山，踏上漫漫长征路。不知何故，这枚珍贵的玉印却没能一起随队出征，而是被遗留在了云石山这片土地上。
红军走后的一天，云石山村民钟发有仔在收拾打扫厢房时，意外发现了一个藤箱，藤箱内有一些红军的旧衣服和一枚造型奇特的玉印。
“我奶奶跟我爷爷说，她捡了个宝贝，是玉石的。我爷爷说，要把它收好，这个东西要交还给国家。”云石山村民梁兴余回忆说，当时，邓子恢等人住在他爷爷梁仕伦家，爷爷把家里更好的房子让给了红军住，自己去住老房子。红军在楼上居住，楼下是中央财政部的办公场所。
1935年11月，国家银行工作人员随同红军长征队伍到达陕北瓦窑堡，此后历经多次改组、合并、更名。直至194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挂牌。至此，国家银行血脉在流经大半个中国后，来到新中国的心脏——首都北京，成为新中国金融事业发展的不竭源泉与永恒动力。
1953年，瑞金征集革命文物时，梁仕伦把珍藏多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玉印捐赠给瑞金革命纪念馆，失踪多年的玉印终于重回大众视野。
回望历史，这枚玉印见证了硝烟弥漫、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见证了革命先辈用青春和热血铸就的中央苏区金融发展历程。如今，尽管货币种类和商品交易方式已经变得多样，这枚玉质印章始终提醒后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长征中，续写新篇章、创造新辉煌。
策划：钟义勇 张河云
作者：记者钟瑜 李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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